海尔的物联网


2017-11-20 08:53:49   来源:   点击:
11月的一天,在海尔董事局大楼一间会客室,面对凯文·艾什顿(Kevin Ashton),张瑞敏翻开《被误读的创新》一书,不无赞赏地念到:创造力并不罕见,它分布在所有人身上。显然,眼前这位作者的话,让他想起自己经


11月的一天,在海尔董事局大楼一间会客室,面对凯文·艾什顿(Kevin Ashton),张瑞敏翻开《被误读的创新》一书,不无赞赏地念到:“创造力并不罕见,它分布在所有人身上。”显然,眼前这位作者的话,让他想起自己经常说的——每个人都是自己的CEO。

 

1999年,MIT学者凯文首先提出“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概念,他因此被称作“物联网之父”,而张瑞敏希望海尔从创业33周年(2017年)开始,率先成为全世界第一个物联网引爆的企业。一个概念从提出到有实质性突破,整整过去了18年,充分说明知易而行难。在海尔调研过后,凯文发现自己的不少构想,已经变为现实,不禁有志同道合之感。万物互联是技术命题,也是哲学命题,他与张瑞敏的交流,也超越器物,进入了精神层面。

 

重视“用户传感”

 

2014年,谷歌以32亿美元收购Nest Labs。这家创业公司的主要产品是一款名叫Nest的家庭恒温器,通过记录室内温度数据,识别用户习惯,可以主动调节室内温度。这是谷歌进军智能家居的重要一步,受到外界广泛关注。但后来,Nest Labs推出新产品节奏缓慢,谷歌调整内部架构时,将其并入物联网部门,不再有往日的明星光环。

 

凯文与海尔空调小微主交流时说,Nest主打节能功能,但算不上多么出色的产品。美国家庭习惯使用中央空调,整栋房子经常开着空调,即便有的房间一个人都没有。这既不节能,也无法做到真正的智能化管理。好的控制设备,应该能够控制每个房间的温度,甚至根据房间里人的特点,主动调节温度。这样看,美国空调市场仍有很大机会,因为痛点是如此明显。

 

中国家庭更多使用壁挂式空调,每一个房间有一台空调,能源效率反而高。海尔最新推出的产品,一开机就能检测到用户体温,结合室内温度和过往使用习惯,主动将室温调到最令人舒适的温度。还可以随着用户状态的变化调节温度,如人在运动后,感觉比较热,空调送风就大一些,稍等一会儿,没那么热了,空调送风就小一些。当然,大型公共建筑离不开中央空调。海尔中央空调上线了全球第一个跨品牌和终端的云服务智能平台,可以兼容所有品牌的中央空调。

 

透过空调产品可知,海尔的物联网探索,比大多数公司走得远。其实,物联网多年来没有实质性进展,是因为陷入了只重视“产品传感”,不重视“用户传感”的误区。不知道用户是谁,也就不知道用户要什么了。物体就是载体,需要通过这个载体,给出新的解决方案。例如,一台冰箱与人或物连接,提供的不只是冷藏食品的功能,而是食品的解决方案。中国人担心食品安全问题,海尔的馨厨冰箱可以为用户连接各种有机食品供应商。企业不是看冰箱卖了多少钱,而是看产生了多少生态收入。到最后,冰箱甚至可以免费。

 

海尔的COSMOPlat是全球唯一一个可以让用户参与的工业互联网平台。通过社群交互,让用户定义产品,形成一定规模需求以后,再通过海尔的互联网工厂生产,解决了个性化需求与大规模生产的矛盾。海尔有一款迷你干衣机,最初的需求是一位母亲在网上提出的。南方的阴雨天,衣服晾在房间不容易干,她希望有一款专门烘干小孩衣物的干衣机,有杀菌功能,体积还不能太大(家中已经有大的洗衣机)。针对这一产品构想,海尔的研发团队在180天内,进行了10次产品迭代,梳理出8大需求,成为产品的8大功能点。产品定型以后,受到很多准妈妈和新生妈妈的欢迎。

 

现在,用户大规模定制的家电产品,已经占海尔所有产品的68%。卖的最好的一款洗衣机,曾经一天收到21万台的购买请求。当然,不是百分之百的创意都会变成作品,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作品都会变成产品,需要有所取舍,找到最大的用户公约数。

 

一些公司的大规模定制,实际上是“模块定制”。不同模块(如颜色、容量、内存)搭配,组成不同的产品,但产品本质是一样的。海尔的大规模定制是“众创定制”,需要用到群体智慧,有能力创造引领潮流的新产品。社群、研发、生产、服务等节点,都和用户零距离交互,这不是简单的流程再造问题,而是经营哲学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全球也只有海尔能让用户全流程参与产品的生产过程。

 

 

 

用户是“蜘蛛”

 

很早以前,凯文创立过自己的公司,通过技术手段,帮助家庭用户节水节电。当时,公司有一位合伙人在华盛顿大学工作。微软有一位大佬给华盛顿大学捐了很多钱,经常开着兰博基尼跑车来学校。有一次,他们找了个机会,向这位大佬介绍公司的技术。对方听完以后,知道家庭用户用了这种技术,每月可以节省100美元,竟然下意识地问:“才100美元啊,谁会在乎100美元呢?”他讲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大公司的高管和普通人的生活常常脱节,取得个人事业的成功以后,他们已经很难体会到用户的痛苦。

 

凯文说,很多公司希望成为“蜘蛛网”式的组织,但在物联网时代,待在“蜘蛛网”中心的“蜘蛛”应该是用户,而不是公司自己。一家公司想成为一个平台,得有一颗开放而谦卑的心,允许外面的人参与进来,要持续关注消费者,无论公司如何发展,都不能以自我为中心。有关蜘蛛网的这一比喻,引起了张瑞敏的共鸣。许多公司总认为自己才是“蜘蛛”,很难想象用户是“蜘蛛”。其实,用户才是网中心那只“蜘蛛”,公司得根据用户需求织网。

 

2016年6月,海尔完成对GEA的收购。而之前10年,GEA销售收入下降了10%。海尔进入以后,大力推行“人单合一”模式,组建各种小微团队。预计2017年,GEA销售收入增长将达10%,利润增长达20%。这说明“人单合一”模式的有效性,已经在GE这样的老牌欧美公司得到初步验证。

 

上世纪90年代,海尔曾经积极向GE学习,尤其是GE的六西格玛管理法,让海尔的质量管理水平有了很大提升。进入GEA之后,发现很多做法与海尔最初向其学习时,没有本质区别,而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巨大改变。在张瑞敏看来,物联网出现以前,企业的竞争是品牌和品牌的竞争,如果一家公司没有品牌产品,就只能给其他品牌代工,连参与竞争的资格都没有。GE就是一个品牌,凭借强大的品牌效应,别人难以与之竞争。物联网出现以后,企业竞争成为平台和平台的竞争,或者说生态圈与生态圈的竞争。平台意味着用户要参与,原来的品牌不能变成平台,就不会有真正的竞争力。

 

平台化转型的困难,无异于一种“范式转移”。1962年,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范式”概念。范式的英文“Paradigm”,源于希腊词汇“Paradeig-ma”,指“模范”或“模型”。一个稳定的、占统治地位的范式,如不能跟随时代发展,提供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就会逐渐衰落,从而发生范式转移。按照库恩的描述,范式转移就是新的体系占据统治地位,旧的体系退场。处于市场领导地位的大公司,一定程度上都建立了某种范式任何范式都会改变,但范式转移时,很少有人能够跟上变化的步伐,只有那些富有远见的企业家,才能与其缔造的企业共同变化。

 

物联网出现以前,企业的注意力集中在公司内部,只要把公司内部治理好了,就能赢得竞争。如六西格玛管理法,主要也是针对企业内部事务(质量)。物联网出现以后,注意力转移到企业外部,你得知道用户在哪里,知道产品是怎样被使用的。“很短的时间里,公司要具备向外看的能力。很多人对物联网有所抗拒,与其说他们是在抗拒物联网,不如说是在抗拒对外部的关注。在物联网时代,有能力关注外部的公司,一定比只关注内部的公司有优势。‘人单合一’模式之所以了不起,正是因为让海尔具备了关注外部的能力。”凯文说。

 

产品变成物联网的节点,可以听到用户的真实反馈,这种反馈不是隔一段时间做一次的顾客调研,而是持续不断从用户那里获取数据。数据可以用来改进产品设计,提高运营效率,改善服务水平等。产品变成物联网的节点,前提是企业变成物联网的节点,而传统的企业多以自我为中心,很难融入物联网。凯文提出“物联网”概念,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让很多企业感到无奈,但潘多拉的盒子,最后留下的毕竟是“希望”,这就是海尔的机会。

 

尽其用

 

1894年,孙中山给李鸿章上书,其中写道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这是最初的“中国梦”。就像美国人珍视“美国梦”,因为那代表机会和可能性。但实际上,美国的阶层流动性在降低。30年以前,处于美国社会底层的那些人,向上的流动率大概有25%,而现在不到5%。有美国学者建议,将那些得不到发展机会的人,迁到发展机会更多的地方去。

 

这当然不具有任何可操作性,机会是创造出来的,不是迁移出来的。美国有那么多大企业,只要鼓励内部创业,机会一定多得不得了,暂时居于社会底层的人,就可能流动到上层去。也就是说,只要大企业解决了官僚主义问题,就能激发员工的热情,创造更多的机会。海尔的“人单一”模式,就是在进行这样的探索。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老钱”占据主导地位。自然有人认为智慧是按阶层分布的,上层人聪明,越往下人越笨。这种看法不值一驳,因为每个人都有智慧。但必须承认,阶层差异确实存在。在美国,一个人来自比较好的阶层,在很好的私立学校受教育,就觉得自己肯定比别人强。一个人运气不太好,一出生就很穷,上的学校也不好,自信心受到打击,一生很可能碌碌无为。

 

这让人深思,美国人相信人人生而自由,为什么不能让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潜能?凯文觉得,自由这个概念,在美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人嘴里的自由,不是说大家都是自由的,而是“我有掌控你的自由”换句话说,所有人生来自由,有些人比其他人更自由。

 

从产业经济的角度,硅谷是美国最自由的地方。但美国也只有一个硅谷,这是由特殊历史背景决定的。政府的长期投资,斯坦福大学的影响力,技术的商业化传统,让硅谷成了独一无二的存在。虽则如此,凯文觉得硅谷的高峰期已经过去。现在硅谷的高科技出口额,只有1999年的75%,而中国的高科技出口额,已经是1999年的7到8倍。他甚至认为,将高端的技术、聪明的大脑、雄厚的资本集中在一个区域的做法,未必是未来的趋势。中国能否打造硅谷这样的创新高地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尽其用”柏拉图的“洞穴之喻”,描述了一个悲剧事实:那只不过是投射到洞穴墙壁上的影像,洞穴的居民却把它当成了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世界在洞穴之外,在有阳光的地方。而人单合一”,就是激发创造力的那束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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