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华为, 这三篇文章你必须看; 能读到任正非的心灵和信仰!


2015-11-05 10:47:34   来源:   点击:
带领企业家走进华为标杆学习N多次,小编对华为资深顾问陈培根老师《理性与平实》的报告印象最为深刻。报告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14篇文章、讲话为引线,结合华为发展历程中的主要历史事件,讲述华为如何经历了高速
带领企业家走进华为标杆学习N多次,小编对华为资深顾问陈培根老师《理性与平实》的报告印象最为深刻。报告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14篇文章、讲话为引线,结合华为发展历程中的主要历史事件,讲述华为如何经历了高速发展的时期,进入痛苦的自省和调整,认识到企业持续存活的真理后,走上理性与平实的企业发展之路,从广义上探讨了企业发展路径、模式。同时以层层剥离、追本溯源的方式,全面解读了任正非的心灵世界,并对华为的制胜之道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

 


在优美音乐和世界名画的衬托下,陈老师将华为公司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娓娓道来。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时间内,陈老师的课却能将近百名企业家听众紧紧抓住,动人时能听见低低的啜泣声。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企业文化与精神给企业发展带来的贡献。一个伟大的企业需要伟大的战略与精神,需要企业家伟大的胸怀并持之以恒地创新思路与理念,更需要一个优秀团队去完美地执行、默默奉献与真正实现自身的价值。

 

后文附有陈培根老师提到的任正非三篇重要文章:《华为管理十大要点》、《我的父亲母亲》、《一江春水向东流》。从这三篇文章,我们会读到华为人力资源的政策起源、理解华为文化的源头、华为为什么这么低调、任正非为什么不见媒体、任正非希望华为未来朝哪个方向发展···,可以说能读到任正非一生的追求、信仰的过程(本文虽长、但经典需要耐心细读)

 

以下为陈培根观点摘录:

 

讲华为的理性与平实,就是研究任正非的心灵和信仰。

 

向世界级公司学思维

  

1992年,48岁的任正非第一次走出国门,访问美国。19年后,他在《从哲学到实践》的讲话中这样评价美国:“可靠的财产权、科学理性、现代资本市场,发达的基础设施,崇尚学术自由和创新精神的教育思想,富有活力的自由市场经济,多样性、包容性的文化,都是美国强大的关键,使之成为世界最伟大的国家。”受到启发的任正非决定,向美国、向西方学习世界级公司的思维。

  

从美国回来后,任正非想到,要在国际通讯设备领域立足,没有战略性的产品不行,而且功能也不能太单一。所以,华为就千方百计做出了一个有容乃大的产品。现在的世界大战就是商品大战,一个企业最重要的战略就是你的产品。而企业的思考决策时间非常重要,如果错过时机再做决定就晚了。

  

华为在组建初期聘请了原上海邮电研究员朱锦康五总工程师,并开发出了集成度很高的芯片,这个产品在国内市场所向披靡,华为突破了艰难做代理销售卑微的地位,成为大型交换机的制造商。高科技产品的附加值就在知识产权,如果产品没有知识产权,不能拷贝到全世界,生存就有问题。因为你只有打到全世界才能赚美元,只有源源不断的美元才能支撑企业的发展。

  

接下来,华为要采取措施:技术持续领先产品比别人先进、服务比别人好,价格比别人低,持续大规模投入,通过这些方法,缩短与竞争对手的差距,提高产品的领先地位。产品基础是研发,没有研发不要谈产品,华为公司持续大量的投入按照每年销售的10%投入到研发。华为17万人中间40%是从事研发。

  

1997年末,任正非又访问了美国。这次访美重在学习管理,学习一个小公司向规模化发展,该如何走出混沌。从美国回来以后,带领华为在1998年干了两件事情:第一,颁布了阶段性文件《华为公司基本法》,要点是要华为走向一条职业化发展道路,摆脱企业对企业家的过度依赖。第二,引进IBM顾问,使华为走向了按照国际的规范来研发销售产品,建立一条道路。

 

一篇文献看懂华为

  

当IT泡沫在2000年破裂以后,美国IT巨头开始收缩,这时原来的的这些领跑者、老师们没有动作了,前面没有领跑,要给自己创造方向,要自己跑,往哪里跑?

  

当时,华为保持着高速增长的势头,销售额达220亿元人民币,并以29亿元的利润居国内行业之首,充满了斗志和火一般的激情,但是不知往哪跑,这是个问题。任正非对于能不能过冬也不肯定,当时,华为引进IBM的管理以后很多员工不服,当时有很多骨干员工离开华为。尽管销售额还在上升,但是任正非心力交瘁,感觉控制不住局面,要踩刹车。2001年,任正非写了《十大管理要点》,从十个方面批判了华为,当时只有董事长孙亚芳真正看懂了,任正非身心疲惫,她说任正非你不想干了?4个月后,任正非的斗志已经上来了,他如果再悲观公司就完蛋了。

  

2001年2月,任正非又发了一篇文献--《我的父亲母亲》,发表在了华为内刊上。这篇文献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当成任正非的一封绝笔,如果他死了,这篇文章就是任正非对人生的交代。企业家不是永远一天24小时充满着激情,有疲惫的时候,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但是,企业家又是这样一种人,当大家都悲观的时候,反过来又有积极的心理。文章发表后,深度和影响力的持久度都远远超过了《华为的冬天》。很多对华为不理解的企业、华为不理解的媒体都登了这篇文章,而且给华为打来电话、写来信说现在理解华为了。

  

要研究华为人力资源的政策起源,理解华为文化的源头,华为为什么这么低调,任正非为什么不见媒体,都可以从这篇文献中找到答案。甚至有人认为,正是这种低调成就了华为,我在某种程度上同意这个观点。

 

成功源于不断升华的使命感

  

有一天在办公室,任正非说了另外一个故事。“1984年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当时在四川绵阳国防建设,当地教育条件很落后,我们这些军官子女没有得到很好的教育,所以每年高考是‘光头’,最好的是两个考取大专。”有一天,任正非的他女儿对他说,爸爸,将来我要考不起大学,你要为我的前程负责。这句话打动了任正非,就这样,他离开了部队。

  

任正非女儿后来如愿考取大学,后来又考取南开大学博士,没有任正非承担起对女儿不可替代的使命和责任,就没有华为华为是从父亲对儿女的爱里走出来的,父亲们委屈自己的价值观,委屈自己的前程,成全儿女的前途。

  

这也使我产生了很多联想。我们以前受的传统教育,对使命感和责任感提到非常高的高度,认为一定要为某种伟大的主义和目标献身才是使命和责任。现在我们知道,父亲在某种情况下为儿女牺牲自己,也是伟大的使命和责任。

  

2001年华为进入了冬天,谁来找到冬天突围的方向,说服追随者们奋斗,这是任正非作为华为创始人在冬天不可替代的使命和责任。所以他一定要活下来,尽管他自己得了癌症。他也说过这样的话:不当CEO,不知事情之难;不当CEO,不理解有些CEO要自杀。
  

亲人的去世,泡沫对公司的打击以及爱将的离开,这些打击袭来的时候,企业家可以鼓励追随者,但是任正非谁来鼓励、谁来激励?我觉得企业家之间的相互鼓励,企业家对企业家的激励,这才是企业家动力的一个宝贵来源,体现着企业家的自我疗伤。

 

企业需要个性鲜明的人领导

  

泡沫破后,很多以前的巨头没有活下来,或者活下来但是现在活很惨。华为不是上市公司,不要对报表负责,要对自己的生存和持续发展负责。所以华为公司利用西方公司收缩战线的时候去抢他们地盘,这就是“冬天占地盘”的战略,也是不流血的革命和革命巨大的差别。

  

今天,华为已经成为业界王者的时候,他的哲学是什么?他的思维是什么?那就是“开放、妥协、灰度”,只有强者才有信心,有胆量开放,才懂得怎么调和矛盾

  

2010年7月15日,任正非在华为人力资源管理研讨会上揭示了开放、妥协、灰度,这句话主要是不太赞同美国的单边主义,太强势、太霸权,如果弱势一点拥护的人更多,大家都往后退一些才能形成稳定的结构。华为慢慢强大起来了,有些干部的骄骄二气越来越像美国,霸气也在干部中滋长,要学会示弱。

  

接下来介绍最后一篇文献,《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任正非自己对创建华为的总结,也回答了希望华为未来朝哪个方向发展。《一江春水向东流》和《我的父亲母亲》这两篇文献构成了任正非的一生。今天我们讲的是他的一生的追求,信仰的过程,这个过程还没结束。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变化、金融风暴变幻莫测,这个时候企业的领导人也许需要这些个性鲜明的人才能领导企业。

  

任正非说高科技企业以往的成功往往是失败之母,过去的成功不是未来前进的可靠向导。华为经历了二十年高速发展,能不能长期持续发展?会不会遭遇低增长,甚至是长时间的低增长,企业的结构与管理上存在什么问题?员工能否经受的起冬天的严寒,快速发展的现金流能不能中断,如何在江河凝固时,保持涓涓溪流,而不是停滞,这都是企业领导人需要研究的。

 

 

 

1、任正非:华为十大管理要点

公司所有员工是否考虑过,如果有一天,公司销售额下滑、利润下滑甚至会破产,我们怎么办?居安思危,不是危言耸听。

 

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只有危机感。也许是这样才存活了十年。我们大家要一起来想,怎样才能活下去,也许才能存活得久一些。失败这一天是一定会到来,大家要准备迎接,这是我从不动摇的看法,这是历史规律。

  

目前情况下,我认为我们公司从上到下,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危机,那么当危机来临的时刻,我们可能是措手不及的。我们是不是已经麻木,是不是头脑里已经没有危机这根弦了,是不是已经没有自我批判能力或者已经很少了。那么,如果四面出现危机时,我们可能是真没有办法了。如果我们现在不能研究出现危机时的应对方法和措施来,我们就不可能持续活下去。

  

大家知道,有一家世界一流的公司,确实了不起,但去年说下来就下来了,眨眼之间这个公司就几乎崩溃了。当然,他们有很好的基础研究,有良好的技术储备,他们还能东山再起。最多这两年衰退一下,过两年又会世界领先。而华为有什么呢?我们没有人家雄厚的基础,如果华为再没有良好的管理,那么真正崩溃后,将来就会一无所有,再也不能复活。

  

华为公司老喊狼来了,喊多了,大家有些不信了。但狼真的会来的。今年我们要广泛展开对危机的讨论,讨论华为有什么危机,你的部门有什么危机,你的科室有什么危机,你的流程的哪一点有什么危机。还能改进吗?还能提高人均效益吗?如果讨论清楚了,那我们可能就不死,就延续了我们的生命。怎样提高管理效率,我们每年都写了一些管理要点,这些要点能不能对你的工作有些改进,如果改进一点,我们就前进了。

  

一、均衡发展,就是抓短的一块木板

  

在管理改进中,一定要强调改进我们木板最短的那一块。为什么要解决短木板呢?公司从上到下都重视研发、营销,但不重视理货系统、中央收发系统、出纳系统、订单系统……等很多系统,这些不被重视的系统就是短木板,前面干得再好,后面发不出货,还是等于没干。因此全公司一定要建立起统一的价值评价体系,统一的考评体系,才能使人员在内部流动和平衡成为可能。比如有人说我搞研发创新很厉害,但创新的价值如何体现,创新必须通过转化变成商品,才能产生价值。我们重视技术、重视营销,这一点我并不反对,但每一个链条都是很重要的。

  

研发相对用(户)服(务)来说,同等级别的一个用(户)服(务)工程师可能要比研发人员综合处理能力还强一些。所以如果我们对售后服务体系不给认同,那么这体系就永远不是由优秀的人来组成的。不是由优秀的人来组织,就是高成本的组织。因为他飞过去修机器,去一趟修不好,又飞过去修不好,又飞过去又修不好。我们把工资全都赞助给民航了。如果我们一次就能修好,甚至根本不用过去,用远程指导就能修好,我们将节省多少成本啊!

  

我们这几年来研究了很多产品,但IBM等西方公司到我们公司来参观时就笑话我们浪费很大,因为我们研究了很多好东西就是卖不出去,这实际上就是浪费。我们不重视体系的建设,就会造成资源上的浪费。要减少木桶的短木板,就要建立均衡的价值体系,要强调公司整体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二、对事负责制与对人负责制是有本质区别的,一个是扩张体系,一个是收敛体系

  

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以流程型和时效型为主导的体系呢?现在流程上运作的干部,他们还习惯于事事都请示上级。这是错的,已经有规定,或者成为惯例的东西,不必请示,应快速让它通过去。执行流程的人,是对事情负责,这就是对事负责制。事事请示,就是对人负责制,它是收敛的。我们要简化不必要确认的东西,要减少在管理中不必要、不重要的环节,否则公司怎么能高效运行呢?秘书有权对例行的管理工作进行处理,经理主要对例外事件,以及判别不清的重要例行事件作出处理。例行越多,经理就越少,成本就越低。

  

三、自我批判是思想、品德、素质、技能创新的优良工具

  

为什么要强调自我批判?我们倡导自我批判,但不提倡相互批评,因为批评不好把握适度,如果批判火药味很浓,就容易造成队伍之间的矛盾。而自己批判自己呢,人们不会自己下猛力,对自己都会手下留情。即使用鸡毛掸子轻轻打一下,也比不打好,多打几年,你就会百炼成钢了。自我批判不光是个人进行自我批判,组织也要对自己进行自我批判。通过自我批判,各级骨干要努力塑造自己,逐步走向职业化,走向国际化。公司认为自我批判是个人进步的好方法,还不能掌握这个武器的员工,希望各级部门不要对他们再提拔了。自我批判从高级干部开始,高级干部每年都有民主生活会,民主生活会上提的问题是非常尖锐的。有人听了以后认为公司内部斗争真激烈,你看他们说起问题来很尖锐,但是说完他们不又握着手打仗去了吗?

  

四、任职资格及虚拟利润法是推进公司合理评价干部的有序、有效的制度

  

什么叫领导?什么叫做政客?这次以色列的选举,让我们看到了犹太人的短视。拉宾意识到以色列是一个小国,处在几亿阿拉伯人的包围中。尽管几次中东战争以色列都战胜了,但不能说50年、100年以后,阿拉伯人不会发展起来,今天不以土地换和平、划定边界,与周边和平相处,那么一旦阿拉伯人强大起来,他们又会重新流离失所。要是这样,犹太人再过2000年还回不回得来,就不一定了。而大多数人,只看重眼前的利益,会争得近期利益,人们就拥护他。我们的领导都不要迎合群众,但推进组织目的,要注意工作方法。一时牺牲的是眼前的利益,换来的是长远的发展。

  

我曾经在与一个世界著名公司,也是我们全方位的竞争对手的合作时讲过,我是拉宾的学生,我们一定要互补、互助,共同生存。我只是就崇敬拉宾,来比喻与竞争对手的长期战略关系。

  

我们公司在推行激励机制时,不要有短期行为,我们要强调可持续发展。既要看到他的短期贡献,也要看到组织的长期需求。不要对立起来,不要完全短期化,也不要完全长期化。

  

五、不盲目创新

  

我们不要把创新炒得太热。我们希望不要随便创新,要保持稳定的流程。要处理好管理创新与稳定流程的关系。尽管我们要管理创新、制度创新,但对一个正常的公司来说,频繁地变革,内外秩序就很难安定地保障和延续。不变革不能提升我们的整体核心竞争力与岗位工作效率;变革,究竟变什么?这是严肃的问题,各级部门切忌草率。一个有效的流程应长期稳定运行,不因有一点问题就常去改动它,改动的成本会抵消改进的效益。

  

已经证明是稳定的流程,尽管发现它的效率不是很高,除非我们整体设计或大流程设计时发现缺陷,而且这个缺陷非改不可,其它时候就不要改了。今年所有的改革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证实,不能随意去创新和改革,这样创新和改革的成本太高。

  

六、规范化管理本身已含监控,它的目的是有效、快速的服务业务需要(略)

  

七、面对变革要有一颗平常心

  

我在美国时,在和IBM、 Cisco、Lucent等几个大公司领导讨论问题时谈到,IT是什么?他们说,IT就是裁员、裁员、再裁员。以电子流来替代人工的操作,以降低运作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我们也将面临这个问题。伴随着IPD、ISC、财务四统一、支撑IT的网络等逐步铺开和建立,中间层消失。我们预计我们大量裁掉干部的时间大约在2003年或2004年。

  

今天要看到这个局面,我们现在正在扩张,还有许多新岗位,大家要赶快去占领这些新岗位,以免被裁掉。不管是对干部还是普通员工,裁员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从来没有承诺过,像日本一样执行终身雇佣制。我们公司从创建开始就是强调来去自由。同时,公司与社会间的劳动力交流是必要的,公司不用的、富余的劳动力在社会上其它地方可能是需要的,社会上也许有一些我们短缺的。公司内长木板和短木板的交换也是需要岗位与人员的流动。我们要及时地疏导员工到新岗位上去,才会避免以后过度裁员。内部流动是很重要的。当然这个流动有升有降,只要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提升了,个人的升、降又何妨呢?“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八、模板化是所有员工快速管理进步的法宝

  

我们认为规范化管理的要领是工作模板化,什么叫做规范化?就是我们把所有的标准工作做成标准的模板,就按模板来做。一个新员工,看懂模板,会按模板来做,就已经国际化、职业化,现在的文化程度,三个月就掌握了。而这个模板是前人摸索几十年才摸索出来的,你不必再去摸索。各流程管理部门、合理化管理部门,要善于引导各类已经优化的、已经证实行之有效的工作模板化

  

九、华为的危机,以及萎缩、破产是一定会到来的

  

现在是春天吧,但冬天已经不远了,我们在春天与夏天要念着冬天的问题。我们可否抽一些时间,研讨一下如何迎接危机。IT业的冬天对别的公司来说不一定是冬天,而对华为可能是冬天。华为的冬天可能来得更冷,更冷一些。我们还太嫩,我们公司经过十年的顺利发展没有经历过挫折,不经过挫折,就不知道如何走向正确道路。磨难是一笔财富,而我们没有经过磨难,这是我们最大的弱点。我们完全没有适应不发展的心理准备与技能准备。

  

我们在讨论危机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结合自身来想一想。我们所有员工的职业化程度都是不够的。我们提拔干部时,首先不能讲技能,要先讲品德,品德是我讲的敬业精神、献身精神、责任心和使命感。危机并不遥远,死亡却是永恒的,这一天一定会到来,你一定要相信。从哲学上,从任何自然规律上来说,我们都不能抗拒,只是如果我们能够清醒认识到我们存在的问题,我们就能延缓这个时候的到来。

  

危机的到来是不知不觉地,我认为所有的员工都不能站在自己的角度立场想问题。如果说你们没有宽广的胸怀,就不可能正确对待变革

  

十、安安静静地应对外界议论

  

希望全体员工都要低调,因为我们不是上市公司,所以我们不需要公示社会。我们主要是对政府负责任,对企业的有效运行负责任。对政府的责任就是遵纪守法,我们去年交给国家的增值税、所得税是18个亿,关税是9个亿,加起来一共是27个亿。估计我们今年在税收方面可能再增加百分之七、八十,可能要给国家交到四十多个亿。我们已经对社会负责了。

  

前几年国外媒体说我们资不抵债,亏损严重,快要垮了,不是它说垮就垮的。也许它还麻痹了竞争对手,帮我们的忙。半年前,也还有人在说公司资不抵债,突然去年年底美国媒体又说我们富得流油,还说我有多少钱。我看公司并不富,我个人也没多少钱。你们看我像有钱人吗?你们最了解,我常常被人误认为老工人。财务对我最了解,去年年底,我才真真实实还清了我欠公司的所有账,这世纪才成为无债的人。当然我买了房子、买了车。我原来是10万元买了一台广州厂处理的标志车,后来许多领导与我谈,还是买一个好一些的车,万一车祸能抗一下。所以媒体说我们富,就富了?我看未必。

  

我肯定地说,我同你们在座的人一样,一旦华为破产,我们都一无所有。所有的增值都必须在持续生存中才能产生。要持续发展,没有新陈代谢是不可能的。包括我被代谢掉,都是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不可抗拒的,我也以平常心对待。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网络股的暴跌,必将对二、三年后的建设预期产生影响,那时制造业就惯性进入了收缩。眼前的繁荣是前几年网络大涨的惯性结果。记住一句话:“物极必反”,这一场网络、设备供应的冬天,也会像它热得人们不理解一样,冷得出奇。没有预见,没有预防,就会冻死。那时,谁有棉衣,谁就活下来了。

 

 

 

2、任正非: 一江春水向东流

千古兴亡多少事,一江春水向东流。  

小时候,妈妈给我们讲希腊大力神的故事,我们崇拜得不得了。少年不知事的时期我们崇拜上李元霸、宇文成都这种盖世英雄,传播着张飞“杀”(争斗)岳飞的荒诞故事。在青春萌动的时期,突然敏感到李清照的千古情人是力拔山兮的项羽。至此“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又成了我们的人生警句。当然这种个人英雄主义,也不是没有意义,它迫使我们在学习上争斗,成就了较好的成绩。

  

当我走向社会,多少年后才知道,我碰到头破血流的,就是这种不知事的人生哲学。我大学没入了团,当兵多年没入了党,处处都处在人生逆境,个人很孤立,当我明白团结就是力量这句话的政治内涵时,已过了不惑之年。想起蹉跎了的岁月,才觉得,怎么会这么幼稚可笑,一点都不明白开放、妥协、灰度呢?

  

我是在生活所迫,人生路窄的时候,创立华为的。那时我已领悟到个人才是历史长河中最渺小的,这个人生真谛。我看过云南的盘山道,那么艰险,一百多年前是怎么确定路线,怎么修筑的,为筑路人的智慧与辛苦佩服;我看过薄薄的丝绸衣服,以及为上面栩栩如生的花纹是怎么织出来的,而折服,织女们怎么这么巧夺天工?天啊!不仅万里长城、河边的纤夫、奔驰的高铁……我深刻地体会到,组织的力量、众人的力量,才是力大无穷的。人感知自己的渺小,行为才开始伟大。在创立华为时,我已过了不惑之年。不惑是什么意思,是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环境变动缓慢,等待人的心理成熟的一个尺度。而我进入不惑之年时,人类已进入电脑时代,世界开始疯起来了,等不得我的不惑了。

 

我突然发觉自己本来是优秀的中国青年,所谓的专家,竟然越来越无知。不是不惑,而是要重新起步新的学习,时代已经没时间与机会,让我不惑了,前程充满了不确定性。我刚来深圳还准备从事技术工作,或者搞点科研的,如果我选择这条路,早已被时代抛在垃圾堆里了。我后来明白,一个人不管如何努力,永远也赶不上时代的步伐,更何况知识爆炸的时代。只有组织起数十人、数百人、数千人一同奋斗,你站在这上面,才摸得到时代的脚。我转而去创建华为时,不再是自己去做专家,而是做组织者。在时代前面,我越来越不懂技术、越来越不懂财务、半懂不懂管理,如果不能民主的善待团体,充分发挥各路英雄的作用,我将一事无成。从事组织建设成了我后来的追求,如何组织起千军万马,这对我来说是天大的难题。

 

我创建了华为公司,当时在中国叫个体户,这么一个弱小的个体户,想组织起千军万马,是有些狂妄,不合时宜,是有些想吃天鹅肉的梦幻。我创建公司时设计了员工持股制度,通过利益分享,团结起员工,那时我还不懂期权制度,更不知道西方在这方面很发达,有多种形式的激励机制。仅凭自己过去的人生挫折,感悟到与员工分担责任,分享利益。创立之初我与我父亲相商过这种做法,结果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他在卅年代学过经济学。这种无意中插的花,竟然今天开放到如此鲜艳,成就华为的大事业。

 

在华为成立之初,我是听任各地“游击队长”们自由发挥的。其实,我也领导不了他们。前十年几乎没有开过办公会类似的会议,总是飞到各地去,听取他们的汇报,他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理解他们,支持他们;听听研发人员的发散思维,乱成一团的所谓研发,当时简直不可能有清晰的方向,像玻璃窗上的苍蝇,乱碰乱撞,听客户一点点改进的要求,就奋力去找机会......。更谈不上如何去管财务的了,我根本就不懂财务,这与我后来没有处理好与财务的关系,他们被提拔少,责任在我。也许是我无能、傻、才如此放权,使各路诸侯的聪明才智大发挥,成就了华为

 

我那时被称作甩手掌柜,不是我甩手,而是我真不知道如何管。今天的接班人们,个个都是人中精英,他们还会不会像我那么愚钝,继续放权,发挥全体的积极性,继往开来,承前启后呢?他们担任的事业更大,责任更重,会不会被事务压昏了,没时间听下面唠叨了呢……。相信华为的惯性,相信接班人们的智慧

  

到97年后,公司内部的思想混乱,主义林立,各路诸侯都显示出他们的实力,公司往何处去,不得要领。我请人民大学的教授们,一起讨论一个“基本法”,用于集合一下大家发散的思维,几上几下的讨论,不知不觉中“春秋战国”就无声无息了,人大的教授厉害,怎么就统一了大家的认识了呢?从此,开始形成了所谓的华为企业文化,说这个文化有多好,多厉害,不是我创造的,而是全体员工悟出来的。我那时最多是从一个甩手掌柜,变成了一个文化教员。业界老说我神秘、伟大,其实我知道自己,名实不符。我不是为了抬高自己,而隐起来,而是因害怕而低调的。真正聪明的是十三万员工,以及客户的宽容与牵引,我只不过用利益分享的方式,将他们的才智粘合起来。

  

公司在意志适当集中以后,就必须产生必要的制度来支撑这个文化,这时,我这个假掌柜就躲不了了,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大约在2003年前的几年时间,我累坏了,身体就是那时累垮的。身体有多项疾病,动过两次癌症手术,但我乐观……。那时,要出来多少文件才能指导,约束公司的运行,那时公司已有几万员工,而且每天还在不断大量地涌入。你可以想象混乱到什么样子。我理解了,社会上那些承受不了的高管,为什么选择自杀。问题集中到你这一点,你不拿主意就无法运行,把你聚焦在太阳下烤,你才知道CEO不好当。每天十多个小时以上的工作,仍然是一头雾水,衣服皱巴巴的,内外矛盾交集。

 

我人生中并没有合适的管理经历,从学校,到军队,都没有做过有行政权力的“官”,不可能有产生出有效文件的素质,左了改,右了又改过来,反复烙饼,把多少优秀人才烙糊了,烙跑了……。这段时间的摸着石头过河,险些被水淹死。

  

2002年,公司差点崩溃了。IT泡沫的破灭,公司内外矛盾的交集,我却无能为力控制这个公司,有半年时间都是噩梦,梦醒时常常哭。真的,不是公司的骨干们,在茫茫黑暗中,点燃自己的心,来照亮前进的路程,现在公司早已没有了。这段时间孙董事长团结员工,增强信心,功不可没。

  

大约2004年,美国顾问公司帮助我们设计公司组织结构时,认为我们还没有中枢机构,不可思议。而且高层只是空任命,也不运作,提出来要建立EMT(Executive Management Team),我不愿做EMT的主席,就开始了轮值主席制度,由八位领导轮流执政,每人半年,经过两个循环,演变到今年的轮值CEO制度。也许是这种无意中的轮值制度,平衡了公司各方面的矛盾,使公司得以均衡成长。轮值的好处是,每个轮值者,在一段时间里,担负了公司COO的职责,不仅要处理日常事务,而且要为高层会议准备起草文件,大大地锻炼了他们。同时,他不得不削小他的屁股,否则就达不到别人对他决议的拥护。这样他就将他管辖的部门,带入了全局利益的平衡,公司的山头无意中在这几年削平了。

  

经历了八年轮值后,在新董事会选举中,他们多数被选上。我们又开始了在董事会领导下的轮值CEO制度,他们在轮值期间是公司的最高的行政首长。他们更多的是着眼公司的战略,着眼制度建设。将日常经营决策的权力进一步下放给各BG、区域,以推动扩张的合理进行。这比将公司的成功系于一人,败也是这一人的制度要好。每个轮值CEO在轮值期间奋力地拉车,牵引公司前进。他走偏了,下一轮的轮值CEO会及时去纠正航向,使大船能早一些拨正船头。避免问题累积过重不得解决。

  

我不知道我们的路能走多好,这需要全体员工的拥护,以及客户和合作伙伴的理解与支持。我相信由于我的不聪明,引出来的集体奋斗与集体智慧,若能为公司的强大、为祖国、为世界作出一点贡献,廿多年的辛苦就值得了。我知识的底蕴不够,也并不够聪明,但我容得了优秀的员工与我一起工作,与他们在一起,我也被熏陶得优秀了。他们出类拔萃,夹着我前进,我又没有什么退路,不得不被“绑”着,“架”着往前走,不小心就让他们抬到了峨眉山顶。

 

我也体会到团结合作的力量。这些年来进步最大的是我,从一个“土民”,被精英们抬成了一个体面的小老头。因为我的性格像海绵一样,善于吸取他们的营养,总结他们的精华,而且大胆地开放输出。那些人中精英,在时代的大潮中,更会被众人团结合作抬到喜马拉雅山顶。希腊大力神的母亲是大地,他只要一靠在大地上就力大无穷。我们的大地就是众人和制度,相信制度的力量,会使他们团结合作把公司抬到金顶的。

  

作为轮值CEO,他们不再是只关注内部的建设与运作,同时,也要放眼外部,放眼世界,要自己适应外部环境的运作,趋利避害。我们伸出头去,看见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多变的世界,风暴与骄阳,和煦的春光与万丈深渊……并存着。我们无法准确预测未来,仍要大胆拥抱未来。面对潮起潮落,即使公司大幅度萎缩,我们不仅要淡定,也要矢志不移地继续推动组织朝向长期价值贡献的方向去改革。要改革,更要开放。要去除成功的惰性与思维的惯性对队伍的影响,也不能躺在过去荣耀的延长线上,只要我们能不断地激活队伍,我们就有希望。

 

历史的灾难经常是周而复始的,人们的贪婪,从未因灾难改进过,过高的杠杆比,推动经济的泡沫化,总会破灭。我们唯有把握更清晰的方向,更努力地工作,任何投机总会要还账的。经济越来越不可控,如果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延伸爆炸,货币急剧贬值,外部社会动荡,我们会独善其身吗?我们有能力挽救自己吗?我们行驶的航船,员工会像韩国人卖掉金首饰救国家一样,给我们集资买油吗?

 

历史没有终结,繁荣会永恒吗?我们既要有信心,也不要盲目相信未来,历史的灾难,都是我们的前车之鉴。我们对未来的无知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我们可以通过归纳找到方向,并使自己处在合理组织结构及优良的进取状态,以此来预防未来。死亡是会到来的,这是历史规律,我们的责任是应不断延长我们的生命。

  

千古兴亡多少事,一江春水向东流,流过太平洋,流过印度洋,……不回头。

 

 

 

 

3、任正非:我的父亲母亲

 

上世纪末最后一天,我总算良心发现,在公务结束之后,买了一张从北京去昆明的机票,去看看妈妈。

 

买好机票后,我没有给她打电话,我知道一打电话她一下午都会忙碌,不管多晚到达,都会给我做一些我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直到飞机起飞,我才告诉她,让她不要告诉别人,不要车来接,我自己坐出租车回家,目的就是好好陪陪她。

  

前几年我每年也去看看妈妈,但一下飞机就给办事处接走了,说这个客户很重要,要拜见一下,那个客户很重要,要陪他们吃顿饭,忙来忙去,忙到上飞机时回家取行李,与父母匆匆告别。妈妈盼星星、盼月亮,盼唠唠家常,却一次又一次地落空。

 

一个普通的早上,妈妈从菜市场出来,提着两小包菜,被汽车撞成重伤。我身在伊朗,飞机要多次中转才能回来,在巴林转机要待6.5个小时,真是心如煎熬,又遇巴林雷雨,飞机延误两个小时,到曼谷时又晚了10分钟,没有及时赶上回昆明的飞机,直到深夜才赶到昆明。

  

回到昆明,就知道妈妈不行了,她的头部全部给撞坏了,当时的心跳、呼吸全是靠药物和机器维持,之所以在电话上不告诉我,是怕我在旅途中出事。我看见妈妈一声不响地安详地躺在病床上,不用操劳、烦心,好像她一生也没有这么休息过。

  

我真后悔没有在伊朗给妈妈打一个电话。因为以前不管我在国内、国外给她打电话时,她都唠叨:“你又出差了”,“非非你的身体还不如我好呢”,“非非你的皱纹比妈妈还多呢”,“非非你走路还不如我呢,你这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病”,“非非,糖尿病参加宴会多了,坏得更快呢,你的心脏又不好”……

  

我想伊朗条件这么差,我一打电话,妈妈又唠叨,反正过不了几天就见面了,就没有打,而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如果我真打了,拖延她一两分钟出门,也许妈妈就躲过了这场灾难。这种悔恨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我看了妈妈最后一眼,妈妈溘然去世。

 

1995年,我父亲在昆明街头的小摊上买了一瓶塑料包装的软饮料,喝后拉肚子,一直到全身衰竭去世。

  

父亲任摩逊,尽职尽责一生,可以说是一个乡村教育家。妈妈程远昭,是一个陪伴父亲在贫困山区与穷孩子厮混了一生的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园丁。

 

爷爷是浙江浦江县的一个做火腿的大师傅,爸爸的兄弟姊妹都没有读过书。由于爷爷的良心发现,也由于爸爸的执着要求,爸爸才读了书。爸爸在北京上大学期间,也是一个热血青年,参加学生运动,进行抗日演讲,反对侵华的田中奏章,还参加过共青团。由于爷爷、奶奶相继病逝,爸爸差一年没有读完大学,辍学回家。 时日,正值国共合作开始,全国掀起抗日高潮,父亲在同乡会的介绍下,到广州一个同乡当厂长的国民党军工厂做会计员。由于战争的逼近,工厂又迁到广西融水, 后又迁到贵州桐梓。在广西融水期间,爸爸与几个朋友在业余时间,开了一个生活书店,卖革命书籍,又组织一个“七·七”读书会,后来这个读书会中有几十人走上了革命前线,有相当多的人解放后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粉碎“四人帮”后,融水重写党史时,还把爸爸邀请过去。

 

爸爸这段历史,是文革中受磨难最大的一件事情。身在国民党的兵工厂,而又积极宣传抗日,同意共产党的观点,而又没有与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你为什么?这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疑点。在文革时期,如何解释得清楚。他们总想挖出一条隐藏得很深的大鱼,爸爸受尽了百般的折磨。

 

妈妈其实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她要陪伴父亲,忍受各种屈辱,成为父亲的挡风墙,又要照顾我们兄妹七人,放下粉笔就要和煤球为伍,买菜、做饭、洗衣……又要自修文化,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她最后被评为中学的高级教师。她的学生中,不少是省、地级干部及优秀的技术专家,他们都对母亲的教学责任心印象深刻。妈妈这么低的文化水平,自学成才,个中艰辛,只有她自己知道。

 

他们去世后,我请同学去帮助复印父母的档案,同学们看了父母向党交心的材料,都被他们的真情感动得泪流满面。终其一生,他们都是追随革 命的,不一定算得上中坚分子,但无愧于党和人民。父亲终在1958年国家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时,入了党。当时向党交心,不像今天这样信息发达,那时,反对个别党员,有可能被说成反党。我们亲眼看到父母的谨小慎微、忘我地拼其全力工作,无暇顾及我们,就如我拼死工作,无暇孝敬他们一样。他们对党和国家、对事业的忠诚,已经历史可鉴。我今天要忏悔的,是我没有抽时间陪陪他们,送送他们。

 

回想起来,革命的中坚分子在一个社会中是少的,他们能以革命的名义,无私无畏地工作,他们是国家与社会的栋梁。为了选拔这些人,多增加一些审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这样追随革命,或拥护革命,或不反对革命的人是多的,他们比不革命好,社会应认同他们,给以机会。不必要求他们那么纯洁,花上这么多精力去审查他们,高标准要求他们,他们达不到也痛苦,而是要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一同来支撑,以物质文明来巩固精神文明,以一种机制来促使他们主观上为提高生存质量,客观上是促进革命,充分发挥他们贡献的积极性。我 主持华为工作后,我们对待员工,包括辞职的员工都是宽松的,我们只选拔有敬业精神、献身精神、有责任心、使命感的员工进入干部队伍,只对高级干部严格要求。这也是亲历亲见了父母的思想改造的过程,而形成了我宽容的品格。

  

我与父母相处的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就是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今天想来还历历在目。

  

我们兄妹七个,加上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毫无其他来源。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短,而且都要读书,开支很大,每个学期每人要交2-3元的学费,到交费时,妈妈每次都发愁。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

  

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还穿着厚厚的外衣,就让我向妈妈要一件衬衣,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学时妈妈一次送我两件衬衣,我真想哭,因为,我有衬衣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我家当时是2-3人合用一条被盖,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

  

上大学我要拿走一条被子,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没有被单,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我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

  

父母的不自私,那时的处境可以明鉴。我那时十四五岁岁,是老大,其他一个比一个小,而且不懂事。他们完全可以偷偷地多吃一口粮食,可他们谁也没有这么做。爸爸有时还有机会参加会议,适当改善一下生活。而妈妈那么卑微,不仅要同别的人一样工作,而且还要负担七个孩子的培养、生活。煮饭、洗衣、修煤灶……什么都干,消耗这么大,自己却从不多吃一口。

 

我们家当时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如果不是这样,总会有一个、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我高三快高考时,有时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合一下,烙着吃,被爸爸碰上几次,他心疼了。其实那时我家穷得连一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是用瓦缸装着,我也不敢去随便抓一把, 否则也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的不自私也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华为今天这么成功,与我不自私有一点关系。)后三个月,妈妈经常早上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玉米饼,要我安心复习功课,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也做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社会上多了一名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这个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

 

1997年我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开始向学生收费,而配套的助学贷款又没跟上,华为集团向教育部捐献了2500万元寒门学子基金。

 

父亲一生谨小慎微,自知地位不高,从不乱发言而埋头在学问中,可在“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中,他还是被揪出来,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历史有问题的人……万劫难逃。他最早被关进牛棚。

 

1967年重庆武斗激烈时,我扒火车回家。因为没有票,还在火车上挨过上海造反队的打,我说我补票也不行,硬把我推下火车。也挨过车站人员的打,回家还不敢直接在父母工作的城市下车,而在前一站青太坡下车,步行十几里回去。半夜回到家,父母见我回来了,来不及心疼,让我明早一早就走,怕人知道,受牵连,影响我的前途。

 

爸爸脱下他的一双旧皮鞋给我,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临走,父亲说了几句话:“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背负着这种重托,我在重庆枪林弹雨的环境下,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学习了许多逻辑、哲学。还自学了三门外语,当时已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终因我不是语言天才,加之在军队服务时用不上,20多年荒废,完全忘光了。我当年穿走爸爸的皮鞋,没念及爸爸那时是做苦工 的,泥里水里,冰冷潮湿,他更需要鞋子。现在回忆起来,感觉自己太自私了。

 

“文革”中,我家的经济状况,陷入了比自然灾害时期还困难的境 地。中央文革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下文控制他们的人均标准生活费不得高于15元。而且各级造反派层层加码,真正到手的平均10元左右。我有同学在街道 办事处工作,介绍弟妹们到河里挖砂子,修铁路抬土方……,弟妹们在我结婚时,大家集在一起,送了我100元。这都是他们在冰冷的河水中筛砂,修铁路时冒着在土方塌方中被掩埋的危险……挣来的。那时的生活艰苦还能忍受,心痛比身痛要严重得多,由于父亲受审查的背景影响,弟妹们一次又一次的入学录取被否定,那个年代对他们的损失就是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除了我大学读了三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外,其他弟妹有些高中、初中、高小、初小都没读完,他们后来适应人生的 技能,都是自学来的。从现在的回顾来看,物质的艰苦生活以及心灵的磨难是我们后来人生的一种成熟的宝贵财富。

 

“文革”对国家是一场灾难,但 对我们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书呆子。我虽然也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但我始终不是红卫兵,这也是一个奇观。因为父亲受审的影响,哪一派也不批准我参加红卫兵。后来我入伍后,也是因为父亲问题,一直没有通过入党申请,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

 

我父亲也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平反。由于那时百废待兴,党组织需要尽快恢复一些重点中学,提高高考的升学率,让他去做校长。“文革”前他是一个专科学校的校长。他不计较升降,不计较得失,只认为有了一种工作机会,全身心地投进去了,很快就把教学质量抓起来了,升学率达到了90%多,成为远近闻名的学校

 

他直到1984年75岁才退休。他说,他总算赶上了一个尾巴,干了一点事。他希望我们珍惜时光,好好干。至此,我们就各忙各的,互相关心不了了。我为老一辈的政治品行自豪,他们从牛棚中放出来,一恢复组织生活,都拼命地工作。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计荣辱,爱国爱党,忠于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这一代人、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学习。生活中不可能没有挫折,但一个人为人民奋斗的意志不能动摇。

 

我有幸在罗瑞卿同志逝世前三个月,有机会聆听了他为全国科学大会军队代表的讲话,说未来十几年是一个难得的和平时期,我们要抓紧全力投入经济建设。我那时年轻,缺少政治头脑,并不明白其含意。过了两三年大裁军,我们整个兵种全部被裁掉,我才理解了什么叫预见性的领导。

 

转入地方后,不适应商品经济,也无驾驭它的能力,一开始我在一个电子公司当经理也栽过跟斗,被人骗过。后来也是无处可以就业,才被迫创建华为的。华为的前几年是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起步的。这时父母、侄子与我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里,在阳台上做饭。他们处处为我担心,生活也十分节省。攒一些钱说是为 了将来救我。(听妹妹说,母亲去世前两个月,还与妹妹说,她存有几万元,以后留着救哥哥,他总不会永远都好。母亲在被车撞时,她身上只装了几十元钱,又未 带任何证件,是作为无名氏被110抢救的。中午吃饭时,妹妹、妹夫才发现她未回来,四处寻找,才知道遇车祸。可怜天下父母心,一个母亲的心有多纯。)

 

当时在广东卖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他们专门买死鱼、死虾吃,说这比内地还新鲜呢!晚上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卖不掉的菜,便宜一些。我也无暇顾及他们的生 活,以致母亲糖尿病严重我还不知道,是邻居告诉我的。华为有了规模发展后,管理转换的压力十分巨大,我不仅照顾不了父母,而且连自己也照顾不了,我的身体也是那一段时间累垮的。我父母这时才转去昆明我妹妹处定居。我也因此理解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华为的成功,使我失去了孝敬父母的机会与责任,也消蚀了自己的健康。

  

回顾我自己已走过的历史,唯一有愧的是对不起父母,没条件时没有照顾他们,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他们。

 

爸爸,妈妈,千声万声呼唤你们,千声万声唤不回。

 

逝者已经逝去,活着的还要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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